“爸爸这一辈子，就是做对了一件事情：跟毛主席干革命”。这是在处于人生低潮时的罗瑞卿对自己的子女说的一句话。他紧紧追随毛主席几十年，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甚至在处于低谷时也不改初衷。那些挫折不仅动摇不了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地走了下去。自1929年参加红军以来，不管遭遇过多少挫折、失败和不公，都动摇不了他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无论在多么复杂尖锐的环境中，他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始终像北极星一样明确”1949年5月14日，第十九兵团正准备开往西北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兵团政委的罗瑞卿也正在为日后的战争积极做着准备。然而，就在这时，毛主席突然发来了电报：“部队开拔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接到电报后，罗瑞卿立即将部队工作简单做了交接，6月初，他乘坐火车来到了北平。几天后，周总理找他谈话，对他说道：“由你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一职。”罗瑞卿听罢，当即诚恳地请求道：“我希望能够随四野的部队南下继续参加解放战争，我建议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周总理劝道。紧接着，周总理又交代他说道：“这件事中央已经决定了。今天晚上，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情了。”当天晚上，罗瑞卿便来到毛主席所在的双清别墅。毛主席一见他，就问道：“我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想去打仗？现在我们已经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能行吗？”在毛主席的劝导下，罗瑞卿就这样愉快地上任了。7月1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党中央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庆祝大会，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讲话。这次大会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不少人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其中，还有罗瑞卿的妻子郝治平。罗瑞卿见到妻子后，跟她交代道：“散会后我来接你。”郝治平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交代完妻子后，罗瑞卿便立马回到毛主席身边执行警卫任务了。这次大会开展地十分顺利。不过，散会后，只注意毛主席安全的罗瑞卿却将答应接妻子的承诺忘了个一干二净。郝治平等了好一会儿，始终等不到丈夫的身影。最后，她只好坐上了警卫车，跟着毛主席的车队进了中南海。下车后，毛主席率先看到了郝治平，大致听身边人说了缘由后。他笑着跟罗瑞卿说道：“看，你这个公安部长，居然把夫人给搞丢了。不过，这个女同志倒是不简单，自己追上来了。”在场的人听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不过，在此后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的岁月里，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在不断上演……新中国成立后，每逢节日，许多同志都能够夫妻结伴去天安门观看焰火，郝治平自然也很期待这样的机会。然而，身为公安部长，一到节日，罗瑞卿就变得更加忙碌，他要保证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绝对安全。只要毛主席出席活动，身边总能看到罗瑞卿的身影，从开始到结束，罗瑞卿不曾离开毛主席身边半步。因此，郝治平只能独自一人带着孩子们去天安门。起初，她也会感到委屈和遗憾，但后来，每当她看到站在毛主席身边的那个高高的身影，她便觉得无比自豪和光荣。公安工作跟打仗不同，对罗瑞卿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在接受了新的工作安排后，罗瑞卿也有了更多与毛主席相处的时间。他得以近距离领会毛泽东思想，并虚心听取毛主席的教导，人们称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1950年八九月间，李克农在与罗瑞卿谈话时，提到了毛主席，他说：“一次，主席在跟我谈话时，表示对公安部不向他写报告很不满意。”罗瑞卿得知后，立马就去找了毛主席。毛主席严肃地问道：“为什么不给我写报告？”“写了，写报告了，主席。”罗瑞卿急忙解释道。毛主席一听，更生气了，自己明明没有收到过公安部的报告，罗瑞卿却坚称自己写了。他严厉地说道：“写了？把我的收条拿来。”罗瑞卿急忙补充说道：“是报总理转呈主席。”后来，周总理也听说了此事，他急忙对毛主席作了报告：“主席，公安部的一些报告压在我那里，没能及时呈送给你。”周总理的解释让毛主席的气消了不少，随后，毛主席便对罗瑞卿交代说：“以后，报告直接送给我。现在，你那里还有些什么文件吗？可以送给我看看。”罗瑞卿急忙给毛主席送来了一些会议文件。在与毛主席的工作交往中，罗瑞卿渐渐学习和领会到了毛主席的领导方法。罗瑞卿在领导公安部门工作期间，他曾在各个公开场合不厌其烦地强调“公安部要在党中央领导之下，公安工作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而坚持这一原则的讲话离不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曾在公安部的一份文件上批示道：“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否则是危险的。”此后，罗瑞卿对这一原则变得更加重视，并在之后召开的会议上专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党的领导这个原则的指示。从此，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便成为了公安工作的指导方针。与此同时，公安部还快速完备了直接向中央，尤其是毛主席本人请示报告的制度。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仅从1950年至1956年间，罗瑞卿亲自向毛主席、党中央写的工作报告就超过了280件。毛主席对这些报告大多都是非常满意的，周总理也曾对公安部的请示报告作出称赞，甚至还要求其他部门学习。“罗瑞卿同志不是部长，是毛主席、周总理最好的警卫员”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对夫人王定国说过这样一句话：“罗瑞卿同志不是部长，他是毛主席、周总理最好的警卫员。”对此，王定国也深表赞同，她曾说：“对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安全，罗瑞卿是绞尽脑汁，用尽心思的。凡是毛主席、周总理外出和有重大活动时，他总是以警卫员般的责任感跟在身边。”罗瑞卿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也是有目共睹的，他被称作是毛主席等人的“大警卫员”。1953年，新中国的形势已经全面安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步入正轨。基于此，国家也迎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发展时机。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党中央毛主席作出了调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进京的决定，随即，邓小平、高岗、邓子恢、饶漱石、习仲勋调到北京。为此，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中央分一线和二线的问题。而高岗错误地估计形势，展开了一系列分裂党内团结的错误行动。当时，正忙于公安部工作的罗瑞卿对此一无所知。这一年12月20日，毛主席亲自召集罗瑞卿和谭政。见面后，毛主席开门见山地问二人：“中央分一线和二线，我要是退到了二线，该怎么办？第一线又交给谁主持呢？”罗瑞卿一听毛主席要退到二线，感到十分突然，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说道：“如果主席退到二线，那当然是少奇同志主持一线了。不过……”还没等罗瑞卿说完，毛主席便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刘少奇有错但也不能一棍子都打死呀。”随即，毛主席又批评了罗瑞卿：“你的鼻子不通，嗅觉不灵。世界上的人睡觉，有人睡在床上，有人睡在鼓里，我看呐，你就睡在鼓里。”罗瑞卿静静地听着毛主席的批评，没有吭声。毛主席叹了口气，更直白地说道：“你们知道有人搞起了阴谋，要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这个人就是高岗。他对陈云同志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他是要在我退居二线的时候，当党的副主席。”谈话结束后，毛主席特意交代罗瑞卿：“你去找萧华和邓华二人谈谈，转达一下我的意思。”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罗瑞卿当晚便去找了两人谈话。在这次斗争中，毛主席特意向罗瑞卿交了底，足见他对罗瑞卿的信任之深。“毛主席亲自批准你再去医院”毛主席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十分深厚，这种深厚不仅体现在毛主席对罗瑞卿工作的信任上，还体现在私人生活里。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由于身体原因，自回国后便一直住在大连养病。1960年，毛岸青与邵华结婚。婚后，两人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想要来北京生活的愿望。对此，毛主席认为，若是让两人跟自己住在一起不方便，于是，他吩咐卫士长李银桥说：“你去把罗瑞卿叫来。”罗瑞卿来到毛主席住处后，毛主席将这件事情托付给了他：“请你帮忙安排一下岸青两口子回北京的事情吧。”罗瑞卿随即去找总参管理局局长梁其昌说：“你给岸青夫妇俩找一处房子，再配个专职的医生和护士。岸青有病，要照顾好他。不过，也不能太特殊，千万不要跟其他干部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多，要真正为主席分忧。”就这样，根据罗瑞卿的指示，毛岸青邵华夫妇得以来到北京生活。此后，罗瑞卿也逐渐成为了毛主席和儿子毛岸青之间联系的桥梁。只要父子两人提出见面，都是由罗瑞卿来安排的。每次与毛主席见过面后，岸青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心情总是十分愉快。但只要毛主席由于太忙一时安排不上见面，岸青的病就犯得比较厉害，对此，罗瑞卿十分忧心，但却想不出办法。罗瑞卿的工作也千头万绪，有时候不可避免会照顾不到岸青一家，但他为毛主席分忧的心是十分真诚的。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便交代妻子去办，因为交给别人他不放心。罗瑞卿和毛主席的这种关系，的确是不同寻常的。1959年4月，罗瑞卿担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17日，他又担任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罗瑞卿工作的重心是在国务院这边，自担任总参谋长后，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他的工作重心开始向军队方面倾斜。9月26日，罗瑞卿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自此，罗瑞卿成为了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了。从这段时间的频繁变动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对他的高度信任。实际上，罗瑞卿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脱颖而出，他正日益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任用。此外，罗瑞卿这次从公安部回到部队中，也有种临危受命的意思，这也充分说明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对他的特殊赏识。此后，罗瑞卿便成为了行走在毛主席、周总理和各位军委副主席之间的、常负有特殊使命的人。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主席和罗瑞卿的关系也在悄然间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1965年12月8日，上海会议在毛主席的主持下召开。会上，毛主席根据事前收到的关于罗瑞卿的材料作了讲话：“罗的思想跟我们有距离”、“他还没有反对我嘛”……这时，罗瑞卿郝治平夫妇接到会议通知后便急忙赶往上海，但由于种种原因，罗瑞卿没能参加这次会议。一抵达上海，夫妇俩便被安排到了一个院子里。不久后，周总理、邓小平先后与罗瑞卿进行了谈话，并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几点意见。此后，罗瑞卿的问题便被“挂了起来”，但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毛主席将问题“挂起来”的初衷。罗瑞卿在此后几年间，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但他始终坚信毛主席。1968年7月的一个下午，罗瑞卿由于伤病复发，被送到了医院。这次住院治疗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罗瑞卿得知后十分感动。1975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罗瑞卿恢复工作，得以继续为人民服务。但自从1965年11月上海会议后与毛主席一别，他一直再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恢复工作后，尽管他曾写信提出想见毛主席，但最终因毛主席病重未能实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得知消息后，远在福州的罗瑞卿心急如焚赶往北京。9月18日，毛主席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然而，有关部门却不通知罗瑞卿参加。后在罗瑞卿的坚决要求下，他才获得了同意。但是，有关方面在派车时只给他、陈再道和谭政派了一辆车。陈再道愤愤不平地说道：“罗瑞卿一个人就需要一台车，他、轮椅、推轮椅的，我们三个人要怎么去？”“就算没有车，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罗瑞卿坚定地说道。最后，在他们的争取下，有关方面终于同意增派一辆车，几人得以去参加了毛主席追悼大会。下车后，罗瑞卿的儿子罗宇推着他向追悼会现场走去。途中，他碰到王定国时，感叹道：“人家不要我参加追悼会，我说我爬也要爬去天安门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我是斗争来的啊。”追悼会开始后，罗瑞卿强撑着刚刚能站立的双腿走过毛主席的灵柩，他定定地望着毛主席的遗像，泣不成声。追悼会结束后，罗瑞卿冠心病复发，住进了301医院。1977年，在中国即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时，罗瑞卿对身边的人说了这样一句话：“要做一个配称跟了毛主席几十年的老干部的人。”在罗瑞卿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经历过什么苦难，他对毛主席的爱戴和信任从未产生过动摇，他从始至终都是毛主席这个伟大天才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